人有哲学三问，之一，我从哪里来？

    一个国家，如果需要广泛的民族认可和强大的凝聚力，更需要解决类似的问题，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的文明起源于何处？

    回答这个问题，不得不说起一个关于考古的故事。

    （一）缘起，踏上中国的土地

    安特生，全名约翰·古纳·安特生，1874年出生于瑞典的Kinsta，1902年，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1906年在校任教，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。1914年，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，聘请他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。

    这一年，40岁的安特生，选择了踏上前往中国的路。这里，有一个人值得一提，那就是瑞典地质学家——斯文·赫定。同在1901年春，安特生选择出发考察南极，因事前准备不足，无果而返。而斯文·赫定却来到了中国，在罗布泊考察时，无意间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楼兰古城遗址。对比之下，安特生后悔错选了南极探险，这也让他对未知的中国向往不已。

    1914年的春天，安特生从瑞典出发，先到印度，再几经辗转，进入新疆，沿着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。此时已是4月，顺着塔里木河，安特生坐在船头，观赏着两岸怡人风光。他的手中是一本考古巨著《丝绸之路》——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整个欧洲。也许安特生，会默默感叹此行的姗姗来迟；然而，安特生也许不会想到，直到他1926年返回瑞典，在中国的12年里，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。

    作为一名矿政顾问，安特生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寻找铁矿和煤矿。前几年，他穿梭在山岭之中，风餐露宿，钻山沟，爬土塬，先后在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地发现铁矿、煤矿等。为此，安特生卓越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中国政府极高的认可和赞誉。后来，军阀混战，探矿工作难以为继，安特生逐渐把兴趣转向古生物化石收藏方面，开始了古生物化石的调查和采集。

    （二）一次邂逅，初闻仰韶村

    1917年春，安特生乘火车前往洛阳时，看到在火车尽头坐着一位衣着简朴的西方女士。安特生上前与之交谈。这位女士，就是玛利亚，是一位来自瑞典的传教士，在河南新安县进行传教。双方在火车相谈甚欢，并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。后来，玛利亚为安特生提供一些关于古生物化石方面的信息。在1918年11月，安特生特意来到河南新安县，玛利亚带着安特生在山区里进行详细的考察，并推荐他去渑池一带看看，正是这个指引，安特生将与仰韶村结下不解之缘。

    1920年秋，安特生安排助手刘长山在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进行考察，12月冬，刘长山带着从仰韶村采集收购的数百件石斧、石刀、陶片等回到了北京，这让安特生大为吃惊。通过对这些石器、陶片等的研究，安特生推断，仰韶村可能有一个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。

    （三）1921年，情结仰韶村

    1921年4月18日，安特生一行经过一番舟车劳顿，来到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。仰韶村南平北陡，北有一山，山名韶山，韶山不高，但立在沟底看韶山非仰望不可，其村因此得名为仰韶村。

    在接下来八天的时间里，他们在村子周围观测、考察，收集破碎陶片、石器，骨头等，并进行分类装袋，足足装满了几大箱，才踏上了返程。

    1921年10月，安特生不停奔波，终于获得中国政府的发掘审批，并得到中国地质局调查所、河南省及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、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起，又一次踏进了仰韶村。安特生工作极其认真，整天呆在工地上指导挖掘工作，不忽视任何一个细节，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学者，也学到了不少关于近代考古的知识，科学原则，理念和方法。

    （左二位安特生）

    国学大师胡适曾在他的日记里称赞“他（安特生）方法很精密，他的断案也很慎重……他自己的方法，重在每一物的环境；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，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；以后如发生问题，物物皆可复按。”

    作为仰韶村遗址首次发掘，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，整整36天，这次共发掘17个遗址点、10座墓葬，发现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左右，文化层平均厚度达3米，出土大量石器、陶器、骨器；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，安特生将这次发现命名为“仰韶文化”。

    1921年10月27日，这一天，别具意义，它开启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帷幕。无论是对于中国，还是安特生，或者仰韶村，都意义非凡。

    正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说：“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，仰韶文化也是发现的第一个中国史前文化。这一发现将中国历史从人们熟知的商周时期向前推进了至少两千年。““在此之前，中国文化给人的感觉，就好像老子，刚生下来就是个白胡子老头，一落地就会用铁、用铜。其实人们不知道，它也有一个漫长的童年。”陈星灿先生把发现仰韶文化比喻成“重拾了自己的童年”。

    （四）砥砺前行，仰韶考古百年路

    在仰韶村出土大量的典雅美丽的彩陶，让安特生兴奋不已，他埋头其中，日夜不缀。但当时材料有限，安特生在比较了仰韶彩陶和西方、中东等地彩陶后，认为中国彩陶是从西方经新疆传入，提出了著名的“中国文化西来”假说。然而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，这种假说，无疑刺激了无数中国学者。梁思永、尹达、夏鼐……，一代代考古学者投身其中，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的争论与辩正。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对仰韶文化源头的进行不懈探寻，证实了仰韶文化出自本土，证明了中国拥有史前文明，向前拓展着中国文明起源。

    仰韶村遗址考古已历经百年，在2020年的第四次考古挖掘有重大成果显示：在遗址中期、晚期的小口尖瓶样品中检测出谷物发酵酒残留。证实了中国酒源源于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。传承则不朽，创新则流长；一脉酒香绵延7000余年，在今天，成为一杯香飘华夏的仰韶酒，承载着7000年的仰韶文化，再现昔日的荣光！

    如今，安特生当年在仰韶村考古发掘时住过的小院坐落在仰韶村西北角，坐北朝南，前房后窑，青砖包石头心的山墙，斑斑驳驳，愈显苍老，它静谧却孕育着力量，静静地向每一位踏进这个小院里的人诉说着一百多年的故事。因为一个人，一次发掘，让一个小村庄闻名中外，让仰韶文化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，连缀起中华文明发展脉络，在中华文明的星空中熠熠生辉。

    漫漫百年中国现代考古路，渑池仰韶村遗址是起点，也是荣光。

    这里，记录着千年之外的时光；

    这里，让我们看见闪闪的过往。

    这里，让我们继续传承与发扬。(吴洪）